1947年，权力和影响如日中天的阿根廷总统夫人伊娃·贝隆开始巡游欧洲各国首都，颇由皇家气派。她一如既往神情地向前来送行的人们大声袒露心扉：“我此行为旧世界捎去和平与希望的消息，我是代表劳动大众去的，代表我深爱的贫苦大众。我走了，我的心却和你们在一起。”

  她乘坐着专门为此行而耗巨资重新装饰的飞机，像女王般出行了。机内她和照顾她的女仆的卧室分开布置，而为这两个月的出行携带的新衣、珠宝和毛皮大衣够她在旅途中一天换两三次也重样。她的兄弟和几个朋友随同前往，外加一名秘书和几位助理。她的私人医生、牧师、裁缝和发型师已先行出发，以等候她的大驾光临。

  旅途并非尽如人意。她和随行人员之间不甚融洽；一些国家的接待也不如她期望的那么热情。不过国内的报纸却称伊娃对国家的贡献前无古人，甚至认为其他国家都指望她来解决世界性饥饿问题。

  迎接她归来的又是一批浩荡大军，热泪盈眶的她讲诉着重新拥抱“三大至爱”的喜悦——她的祖国、她的贫苦大众和贝隆将军。

  伊娃和她的丈夫均出身寒微，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。而如今，得贤内之助，贝隆已掌控了阿根廷的政府、军队、报纸和电台。他们的支持大都来自贫困阶层——那些第一次相信他们的政府真正关心他们的人们。

  伊娃·贝隆去世已过半个多世纪，年仅33岁。而这个让人称奇、雄心勃勃的女人，其个性却一直是个谜。阿根廷的贫民对这个身着丝绸、裘皮，珠光宝气、流光缢彩之尤物的热爱仅次于神话中的天后。阿根廷社会的领袖们、军方还有其他很多人却忌恨她，因为她对总统的影响——还因为随着权势的增长她已插手国家生活的防方面面。

  她的一生犹如美梦成真。当饥饿的人们看到身着各式裘皮、佩着各种宝石的她向他们抛洒取之不尽的钱币时，他们看到的就是那个梦——一个阿根廷穷孩子可以成长为这片土地上最富有、最美丽的女人。

  伊娃1919年生于一个干燥、了无生气、尘土飞扬的悲惨小镇，位于牛群之国阿根廷中部的广袤平原上。她是五个孩子中最年幼的。父亲的死让母亲无以为继，只好靠出租房屋为生。伊娃小小年纪便学回了如何取悦男房客，一家人收入多少就看这些人的慷慨和好心了。

  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的聪明漂亮不能耗在这样一个地方。15岁时，一个过路的音乐家许诺让她成为影星，她便与他私奔了。不久音乐家便离开了她，但她总算活了下来。她在剧院和电影里演些小角色，并抓住一切机会引人注目，她说“要想出人头地，就得动脑筋，而不是动感情”。

  她在广播剧里扮演主角并开始走红。她的嗓音温柔甜美。到1943年，她已大名鼎鼎，这时正在崛起的军人政治家胡安·贝遇见了她。

  时年他48岁，她仅24岁。两人都已历世一番又颇为胸怀大志，都对那些拥有阿根廷大部分财富、把持大权的少数豪门望族心怀妒羡。一年半以后，他成了阿根廷唯一大权在握的人。伊娃争取到了劳动大众，即那些贫苦百姓的支持，为贝隆大获全胜掌握权柄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  他们秘密地结了婚。伊娃常说她爱上贝隆是因为他的事业——即下层劳动人民的事业——也正是她自己的事业。他们也确实变革社会，改善穷人的境况。贝隆政府实行8小时工作制、生病期间工资照付、工资合理分配，给予妇女选举权和更好的法律保护。

  这些措施赢得了支持，使贝隆夫妇压倒他们的政治对手，并建立起一个警察国家。不久，没有人敢冒犯总统夫人，甚至不敢与之持不同意见，以免受铁窗之苦。

  伊娃很少为自己收受钱财，她只为伊娃·贝隆基金会募集基金。基金会提供巨款资助穷人，为他们修建医院和儿童娱乐场。但是基金会的资金却从来没有明细账目。伊娃的说法是：“我只是把这些钱用在穷人身上，我不可能停下来算帐。”

  伊娃受到人民如此拥戴，最终没有人——也许包括她的丈夫——敢批评她，连军队也没法与她作对。然而死亡却临近了。癌症夺去了她的生命，那时她才33岁，还在辛勤工作，并勇敢地与岁月搏斗以保持一如往昔的美丽。她的对手以及贝隆的对手这下有理由高兴了，他们知道总统失去她以后就会大不如前。

  不论她的政敌还是朋友，都不会忘记这位生于贫困乡村却登上了阿根廷权力颠峰的女人。